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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庆镛故居
2018-09-10 15:43:40   来源:   评论:0
文:张惠评、许晓松     图:廖平和
    说他好也罢,说他坏也罢,陈庆镛就是陈庆镛。人走了,茶凉了,但那故居尚在,民间评判尚在,他生前特筑牢于门墙的“实事求是”匾额尚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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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陈庆镛故居,址在今北峰街道办事处塔后村。
    中国人喜欢用盖棺论定来评说一个人的功过一生。对于名人陈庆镛,故乡泉州人赞誉他的有很多人,臭骂他的,也有很多人,似乎“盖棺”尚不能“论定”。
    这有点象他数次迁移的墓葬。
    咸丰八年,即公元1858年,陈庆镛为他鞠躬尽瘁的清王朝竭尽余力,死在他劳心费力操持的泉州团练乡所。此前一年,严格地说、仅几个月前,他率诸团练夹攻兴泉永知名农民领袖、永春人林俊所率的义军,成功瓦解其部众,基本扑灭太平军、捻军、小刀会泉漳余党,为清廷解除闽南后患。再此前三年,即咸丰五年(1855年),陈庆镛成功诱捕惠安农民义军首领邱二娘,并将年仅22岁的、长期游走在惠安、仙游、永春、晋江、南安一带的乡间美女医师、会道门领袖邱二娘斩杀在泉州南校场。不成想,邱二娘冤魂不散,以“游路夫人”面目,时常出现在泉州各地乡城间,让这位被称为“硬汉御史”的朝官头痛不己。泉州百姓为此骂他是心狠手辣的刽子手,双手沾血,而且沾的是弱不禁风、悬壶济世、行医治病的妇孺人的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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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陈庆镛逝后,皇帝才猛醒这忠臣的好,遂下诏赠其“光禄寺卿”,钦赐祭葬,并让他进祀乡贤祠。先是葬墓于福安宫口,陈庆镛老婆去世后,又迁葬于佛迹山。不知是邱二娘、林俊显灵,还是那地方阴湿,迁葬后发现有大批“蚁兵”包围坟墓,让其子孙都不得安宁,又将其再迁回福安宫口。“文革”时,北峰中学扩建,再次动迁陈墓至塔后村的一片龙眼林当中。年前重修,其裔孙将清源山碧霄岩上、时任光绪间御史的状元江春霖题刻的“抗直敢言”镌为碑铭,竖于墓后,另附由“上界驸马王牧代天巡狩”朱敬撰、菲律宾青龙宫敬奉的一副对联:“庄严无私万古流芳英名垂竹节:为国除奸千秋传扬功勋标青史”,与墓埕两的刻匾“乡贤名宦”、“实事求是”相映,耐人寻味。
      其墓前两侧树立坊名官职的碑石共有11副:“工科给事中”、“壬午科文魁”、“壬辰进士翰林”、“崇祀乡贤、钦赐祭葬”、“选用知县”、“四品生”……概括其一生功名及部分人生履历。
      实事求是地讲,陈庆镛一生真真多次“抗真敢言”,不怕丢官落职,不怕砍头、丢弃身家性命。1836年四月初四日,陈庆镛与黄爵滋等42名南方籍在京官吏,在北京陶然亭聚会,提出禁烟抗英和改革吏治的主张。随后一段时间,他向道光皇帝连上《认真修练水师策》、《整饬戎行疏》、《请查冒领军需疏》、《海疆防堵疏》、《武营积弊疏》等多道策论奏疏,主张大力整治军队腐败现象,改革政治军事积弊,可惜“欲为圣明除弊事”,却未被采纳。
 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,陈庆镛在他即将改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时候,又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《申明刑赏疏》,针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《南京条约》,为平国愤,朝廷假令将卖国求和的琦善、奕山、牛鉴、文蔚等革职查办,而将罪责推给汉将余步云,拟处斩汉官“替罪羊”的谕令,要求皇帝收回成命。此疏义正辞严,爱国之心溢于言表,道光皇帝无奈之下“立奋天威,收回成命”,由此谏草流传四方,陈庆镛直声震天下。
      弹劾权贵和投降派,立马让陈庆镛招来暗箭流矢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,陈庆镛被任为给事中,旋被贬为光禄寺署正。第二年,四处碰壁的他请求退休回家,皇帝不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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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直至道光三十年,道光皇帝去逝,文宗继位,经大学士朱琦与复出的林则徐力荐,陈庆镛补江西道监察御史,再调陕西。耿介忠心不死的陈庆镛“既蹶再振,锐气不挠”,就军国大事又连上数十疏,都有些上瘾的样子了。其中,《请停捐军功举人疏》,透析捐买军功举人的危害,“士气为之一振”。完全一副犟牛不知低头的梗硬之气概。对鸦片战争中于宁波、定海、镇海三镇战死的三总兵葛云飞、郑国鸿、王锡朋,对吴淞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,他都满怀悲愤,写诗颂赞挽悼。
    在学术方面,陈庆镛精研汉学,效法宋儒,自撰门联“六经宗孔郑(孔安国与郑玄);百行学程朱(程颐和朱熹)”,以程朱理学作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绳。在其故居西护厝门上嵌有一块写着“实事求是”的门额,书于公元1856年,即咸丰丙辰年,此匾后移于陈庆镛回家后增筑的六间护厝门上。原因是陈回家后没有多少金银财宝带回来,倒是“孔子搬家一一尽是书”,带回来的书籍,充填满新筑的六间护厝还放不下,只好在屋后再建三间书房,由此可见陈确确是个读书人,以书为务,以书为乐。不然,也难以比毛泽东早上近百年将“实事求是”奉为圭臬。
    陈庆镛府第是他上京当官后营建的,其时,陈血气方刚,心雄万丈,本想在英明伟大的皇帝亲自领导下,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二进三开间格局,砖木石结构,外墙裙以石砌就,半壁上红砖砌成。没有精致的石木雕,甚至隔墙都是苇杆抹泥,与闽南稍微富裕点的平头百姓们的建筑差不多,朴实无华中难以看出陈的奢华和富裕。
    陈庆镛“大厦落成”那年,他特地回家省亲,没有象闽南人那样举行隆重的“入厝仪式”,连宴请当地乡绅戚旧的“礼数”都省了。据说也就在那年,道光皇帝微服私访曾到他家中,并曾在那里住宿了一个晚上。因此,有位同僚名士将为此替他题写“黄门”匾额,悬挂在大门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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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其实,与那未经考究的皇帝临幸,让陈府成“黄门”的荣耀相比,陈庆镛在时人眼里,却是因“直声震海内”,时人把他与朱琦、苏廷魁并称“天下三大耿直御史”。
传说他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辞职回家途中,曾遇强盗。当打开十多车行李后,才发现全是书籍,盗贼们遂失望而归,大呼倒霉。
    晚年告病归家的他,据说要靠挖掘胞兄自种的地瓜度日,可见其清廉的程度。某次,让家人到典当行典当一串朝珠,感动得老板送三车大米、油、盐过去,陈庆镛却坚辞不受,象孔乙己那样“死要面子”,让肚子活受罪。
不为五斗米折腰的“硬汉子”,在泉州北峰也已逝去百多年了,故居粗陋的残墙断垣,倒是多少能印证那人的清廉与气节。
    千不该万不该,当官的不该死忠,不该滥杀无辜!这才是陈庆镛先生所崇尚的“实事求是”精神应有的题中之义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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