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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明清瓷器“葡萄纹”寓意之变迁
2015-09-14 16:11:52   来源:   评论: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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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李熊熊
明清两朝瓷器上,葡萄纹是个重要的类别。葡萄纹又分两种:一是单纯画葡萄的;另一种是将葡萄与松鼠配在一起的。这种葡萄纹样,既有着历史的传承演变,又有着特定的时代寓意。本文试作初步梳理,以求揭示其寓意变迁的奥秘。
据专家考证,葡萄是汉代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水果品种。葡萄作为纹样,早在唐代就已经广泛应用,最著名的就是铜镜上的瑞兽葡萄纹。唐代把葡萄作为重要的装饰纹样,看重的是它的瑞相,因此也可以将葡萄称作“瑞果”,以与“瑞兽”相对应。在唐以前,中国的各种装饰纹样以动物为主。唐代开始,纹样题材逐渐由动物为主向植物为主转化。因此,唐代铜镜上的“瑞兽葡萄纹”,可以看作是中国纹样转折期的一种经典组合。
葡萄纹应用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元代的青花瓷器。元青花主要用于出口中亚、西亚伊斯兰教流行地区,而葡萄正是那些地区喜欢的纹样,所以元青花瓷器上葡萄纹占有较大的比例。明早期的官窑瓷器继承元青花的传统,也有很多以葡萄为主的纹样,其寓意应该也是一脉相承的“瑞果”性质(图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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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在民窑青花瓷器上,情况就有所不同了。明代洪武、永、宣时期,民窑瓷器上几乎见不到葡萄纹。但从成化开始,民窑瓷器上葡萄纹大量出现(图2、3、4),到明后期更是广泛流行(图5、6、7)。从图片中可以看到,民窑的葡萄纹与官窑的大不一样,它们不再突出葡萄果实的瑞相,而是在强调葡萄的枝、叶、果、蔓等多个方面。显然,民窑画的葡萄纹,寓意已经不是吉祥“瑞果”,而是另有新意。这新意是什么呢?要解答这个问题,我们得从一个叫岳正的人说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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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正(1418—1472年),字季方,一生坎坷。正统十三年(1448年)的科举考试,岳正会试第一,廷试第三(探花)。他为官正直豪迈,敢于直言,曾任内阁大学士。后因冒犯石亨、曹吉祥而遭到贬谪,一度还被流放。直到明宪宗成化初年才得以复职再度为官。岳正爱好绘画,尤擅画葡萄,曾写过一篇《画葡萄说》。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岳正对画葡萄的看法,并进而理解此时民窑瓷器上出现葡萄纹的寓意。岳正在《画葡萄说》中写道:
“画,书之余也。学者于游艺之暇,适趣写怀,不忘挥洒,大都在意不在象,在韵不在巧。巧则工,象则俗矣。虽然,其所画者必有意焉。是故于草木也,兰之芳,菊之秀,梅之洁,松竹之操,皆托物寄兴,以资自修,非徒然也。”
“予尝论其(葡萄)干臞者廉也;节坚者刚也;枝弱者谦也;叶多荫者仁也;蔓而不附者和也;实中果可酿者才也;味甘平无毒,入药力胜者用也;屈伸以时者道也。其德之全有如此者,宜与菊、兰、梅、竹并驰而争先可也……”
上面两段引文,岳正表达了两层意思:一是他对作画的追求,“在意不在象,在韵不在巧”,“所画者必有意焉”,这正是当时流行的文人画的意趣;二是他对葡萄寓意的总结,从葡萄的干、节、枝、叶、蔓、果、味、屈伸等方面的特性,来比附君子做人、为官应有的品德。岳正对葡萄寓意的全新总结,其实也是对人生品格的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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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岳正的比附中,别的都好理解,唯“屈伸以时者道也”一句,什么意思呢?比岳正稍晚的陆容(1436—1497年)在其《菽园杂记》卷五中对这一句有个说明:“盖京师种葡萄者,冬则盘屈其干而庇覆之,春则发其庇而引之架上,故云。然此盖或种于庭,或种于园,所种不多,故为之屈伸如此。若山西及甘凉等处深山大谷中,遍地皆是,谁复屈之伸之?”原来当时京师种葡萄,冬季要把葡萄树干盘屈起来覆盖东西以避寒,春季再把它伸展开来放到葡萄架上生长。所以岳正将葡萄“伸屈以时”比附做人也要根据时势有伸有屈是说得通的。而陆容说葡萄的“伸屈以时”只是种于京师庭园里的才这样,生长于山西、甘肃等野地里的葡萄并不“伸屈以时”,这就有点抬杠的味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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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岳正的“葡萄说”出来之后,葡萄成了“正人君子”的形象代表,在明代社会中影响巨大。许多文人以画葡萄来抒发自己的“君子”情怀。如嘉靖年间,徐渭在落魄时曾画过一幅《墨葡萄图》,画中题诗道: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。”徐渭以葡萄果实比喻自己的文章才华,与岳正把葡萄果实比作君子之才是一致的,显然是受到了岳正《画葡萄说》的影响。
明代中后期民窑瓷器上大量采用葡萄纹,应该说与岳正的“葡萄说”有很大关系,也是彰显正人君子的寓意。这些民窑葡萄纹的特点是葡萄的枝干、叶、蔓、果实等画得较全,正是为了表现岳正“葡萄说”提到的君子各方面的品性。到了明代后期,宦官专权、朝政腐败、君子遭殃,社会上更加看重士大夫的清正节气,于是在瓷画上通过这种葡萄纹来表达民众的爱憎,也就愈加增多起来。
除了单纯的葡萄纹之外,明晚期的民窑还创画了葡萄松鼠纹。从瓷画传承看,这一时期的葡萄松鼠纹是借鉴了明早期宣德皇帝创造的“瓜鼠图”的画法,只是将瓜换成葡萄而已(图8、9、10)。进行这种借鉴的原因,自然是要表达一种新的寓意。那么,新寓意是什么呢?画面上,松鼠在葡萄藤蔓间攀爬,形象猥琐,再结合当时阉党专权的社会背景来看,其寓意很可能是奸臣残害忠良了。其中,图8是画在器外壁上的葡萄松鼠纹,而此器内底即是典型的葡萄纹(图7)。这两种图集于一器,正是两种画意演变过渡的好例。
以松鼠来喻“小人”是合理的。万历年间嘉兴名士李日华写过一篇《詈松鼠》,其中说道:“甪里书斋中忽来松鼠,五、六年滋殖益蕃,出游行窃,殊甚厌之。”可见当时人们对松鼠的厌恶。松鼠的形象虽然比老鼠好一点,但它们毕竟属于鼠类,而鼠类在明以前,历来被认为是有害动物,不受欢迎。
到了清初,瓷器上画熟了的葡萄纹仍在继续沿用。但明亡后世事大变,君子、小人之争已不再是大众关注的重点,葡萄纹到了“正人君子”的寓意需有所改变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。清初机敏的瓷画工匠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新寓意寄托于葡萄纹上,那就是“福寿葡萄”(图11、12、1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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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了明末清初战乱的杀戮与破坏,中国社会经济凋敝,人口大减,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太平、长寿和子孙繁衍等问题。“多福(太平是福)、多寿、多子”成了清初人们的三大心愿。因此,有“三多”寓意的瓷器纹样开始大行其道,而这时期的“葡萄纹”被赋予的新寓意正是“三多”。这种“葡萄纹”看起来与明后期的“葡萄纹”差别不大,但瓷画工匠在葡萄纹旁边特意写上“福寿葡萄”四个字,表明其寓意已经是“多福、多寿、多子”了。所谓“福寿葡萄”,其实是“福”、“寿”、“葡萄”(子)三者的并立合称,并非是有“福寿”的“葡萄”之意。葡萄多籽粒,可比拟人类的“多子”。
清初“福寿葡萄”纹存在的时间不长,这可能与其寓意的表达有些勉强有关。其后“福寿葡萄”纹进一步的演变方向是两个:一是将“三多”的寓意回归到以“佛手”、“寿桃”、“石榴”三种果实为画面内容的“三多图”;一是将葡萄单独成画(图14、15),或将葡萄与松鼠相配,寓多子之意。这两种纹样在整个清代都很流行。
清代的“葡萄松鼠”纹与明后期的“葡萄松鼠”纹在画面上有些相似,但时代不同了,它们的寓意已经决然不同。清代的“葡萄松鼠”纹再也不会是“小人”害“君子”的寓意了,它只是一种单纯祝福“多子”的吉祥纹样。仔细观察清代民窑的“葡萄松鼠”纹,常可在一些杯、碗的内底见到一只松鼠正在咬葡萄果实的画面(图16、17、18)。这种将葡萄多“子”的含义与“鼠”(生肖“子”)的喻义结合,明显是在强调“多子”的寓意。
总结上述明清瓷器上“葡萄纹”寓意的演变,大致是这样的规律:早期是“瑞果”,中期是“君子”,后期是“多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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